老有所养是美好的，但现实的问题在于，钱从哪里来？

到今天，我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已经逼近3亿人，预计到2050年前后，老人数量将增长至4.87亿人，占到总人口的34.9%。

这意味着，二十多年后，每3个国人里就有一个在60岁以上，这是史无前例的人口结构。

国际上通常将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%以上，作为一个国家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。

按照这个定义，我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，但戏剧性的是，在那之后十几年，我们才允许放开生育二胎。

老龄化社会，对一个经济体的最大制约，可能就体现在经济上，无论是老人们最关心的退休金问题，还是年轻人最关心的经济增长和收入问题，本质上都和老龄化密切相关。

而我国的老龄化和其他国家并无二致，究其根源都是由低生育率、增长的预期寿命、以及过去出生率及死亡率带来的综合影响。

但我国的老龄化社会之所以如此之快到来，以至于“未富先老”，这还要从历史说起。

在1979年之前，由于国家不再鼓励“英雄妈妈”，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就逐渐从5.8下降到2.8，随着计划生育的到来，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滑，到了1995年就只剩下了1.56，已经属于严重少子化的程度。

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和观念的变化，人们的生育观念进一步降低，即使二胎、三胎完全放开，对于生育率的促进也依然有限。

以今天的人口结构来看，除非大规模的现金刺激，否则总和生育率已经很难出现技术性上升。

这是计划生育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必然结果。

在过去的五十年时间里，由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卫生以及医疗条件的改善，国人预期寿命大幅提升，也让老龄化人口急速增长。

根据世界银行数据，1980年国人人均预期寿命为66.52岁，到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变成78岁，引入市场经济四十多年，国人的预期寿命增长了12年左右。

预期寿命增长，同时老龄人口基数也在跟着增长。

2017年，我国新增老龄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，这主要是由于1950年代鼓励生育的这一代人集体步入了老年，但这一代人还不是人口基数最多的一代人。

出生于1961年到1970年的人口接近3亿人，是数量最庞大的一代人，而他们在2020年之后就进入老龄人口的统计范围之内。

换句话说，如今我国每年步入60岁以上的人口，按照均数算下来，保守估计也在2000万以上，从2017年的1000万人到2020年的2000万人，我国老龄化加重，老年人口也急剧上升。

一个老龄化社会，并不等同于“富裕社会”。

尽管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老龄人口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富裕；我国人均GDP如今一万多美元，排在全球中上位置，尚属于发展中国家，但另一方面，我国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老人。

在“未富先老”的情况下，我们能否负担得起庞大的老年人口，就成为了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。

仅从数据来看，留给下一代人，或者说今天年轻人身上的担子，是非常沉重的。

抛开农村养老金不谈，因为金额太小，仅以城镇职工社保来看，2023年末全国实际领取退休金人数高达1.4亿人，对应的参保人数是5.2亿人。2023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7.92万亿，支出7.09万亿元，差一点点就收支失衡。

这说明5.2亿的参保人数缴纳的社保，刚好差不多对应1.4亿人的退休金，且几乎没有剩余，换句话说，今天我国的老年抚养比大概是3.7个工作的人才能够养一个退休群体，这还不算农村老人。

那么十年之后呢？钱从哪里来？

今年上半年新生儿预测似乎不到500万，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是极其低迷的，但反过来我们的养老金却一直在上涨，1992年出生人口2000万，但2022年出生人口只有900万，等到2022年这波人开始参加工作，给1992年这波人缴纳养老金的时候，社保基金池如何运转？

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。

人口结构性失衡，正让我们的养老退休机制面临极大压力。

这还仅仅只是十年后，是绝大多数人看得到的东西。到2050年，每三个国人就有一个在60岁以上，这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人和参加工作缴纳养老金的人两者会更接近，届时二者之间的差值又从哪里来？

是靠增加社保缴费基数，还是靠财政来补贴？

二者似乎都不是长久之计，人口结构性失衡一旦形成，不管是转移支付还是上涨保费，一切都只能治标，而不能治本。

今天我们还能只抱怨养娃负担太重，但未来十年之后，我们不仅仅要抱怨养娃负担太重，可能还会抱怨养老负担太重。

事实上也的确如此。

根据育娲人口智库的测算，我国平均育儿成本在50万左右，这指的是把一个孩子抚养到18岁，这还不包括上大学和后续结婚买房买车的费用。

如果算上四年大学和后续买房买车，那么国内平均抚养一个孩子的总成本大概在百万上下。

那么养老成本呢？

按照今天60岁退休来计算，我国城镇职工月均养老金在3000元左右，按照今天的人均预期寿命78岁来计算，一年退休金总额3.6万，预期寿命78岁，那么理论上一位退休老人最终可以领取到65万左右的退休金。

65万的退休金和百万的育儿费用，两者已经很接近了。

但这还没完。

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依然还在增长，其次就是每年的养老金涨幅，尽管今年的养老金涨幅只有3%，已经是历史最低了，但是预计未来仍然会以较低的涨幅持续下去。

再考虑到老人的生病、重症等医疗花费，那么算下来，一位老人的养老社会总成本，大概也是在百万左右。

当然，这里仅仅指代城镇职工及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，至于农村老人，一年至多数千元的养老金，则不在此列计算范围内。

育儿费用上百万，几乎全部是由个人家庭承担的；养老费用也接近百万左右，则是由社会总成本（养老金）＋个人家庭承担（医疗自费）。

养娃的问题相对好解决，家庭可以自由选择生与不生，这取决于你的收入水平；但宏观上，已经老去的老龄群体，是没有办法解决的，也必须应该由今天的年轻人去为此负责。

但从宏观的角度去看，我们不仅仅要催生，因为人口结构性问题失衡；而且还要负担老龄化的社会开支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上有老下有小夹在中间的劳动力，可能是最难受的一代人。

尤其是在老龄化、少子化的今天，中间一代人，无疑是最难的。

如何解决钱从哪里来？开源节流，可能是解决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唯一路径。

例如延迟退休、财政补贴、缩小财政供养人群、降低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标准等等，这些都是办法，精简人员，把省下来的钱拿去刺激生育，补贴生育，甚至像过去那样鼓励“英雄妈妈”，都是可以的。

不管是养老还是育小，不仅仅考验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实力，同时还考验着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，在商业化的塑造下，养老和育小，也不再单纯是过去农业社会那般“多添一双筷子”那么简单。

育儿和养老，在商业化的力量下，都变成了追求更高更好生活品质的一部分，这也反过来迫使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必须要每年增长。

但当人口成为了越来越大的制约，我们很难想象，短短几十年，我们从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老龄化，宏观经济增长也由此改变的时候，对个体来说，到底应该承担以及如何承担压力和责任。

正如电影《何以为家》中所说的那样，生下来是未经同意的做法，但生而为人后面对这个社会乃至世界，则是你必须要承担的责任。

老有所养，幼有所育，便是最大的成功。